最近，一项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（CF40）发布了一篇报告《中国与OECD国家宏观税负的再比较——基于财政收入与公共社保支出相关性的分析》（报告原文见文末链接），当中关于中国宏观税负的研究引起了关注。 与通常计算“税收收入占GDP”的方法不同，这项研究进一步把政府通过养老金、医疗、社会保障等方式转移给居民的部分考虑进去，试图从资金流动的角度观察，政府从经济中集中资源之后，最终有多少重新回到了居民部门。 按照研究团队的测算，2024年中国“中口径宏观税负”为24.4%，低于OECD国家平均水平34.1%；但扣除公共社会支出后，中国“净收入口径宏观税负”约为13.8%至13.9%，高于OECD平均水平12.9%。 这个数据不能简单解释成“中国税负高于发达国家”。因为不同国家的税制、社会保障制度和公共服务体系存在很大差异，统计口径也不完全相同。 但这个数据至少说明了一件事：如果想知道居民实际承担了多少资源，仅仅看“政府收了多少税”是不够的，还要看政府最终又把多少资源转移回居民。 而这件事情真正值得讨论的地方，并不是13.8%这个数字本身，而是它背后的一个基本经济规律。 一个社会想完成更多目标，就必须动用更多资源 这件事其实没有什么复杂的地方。 政府要扩大基础设施投资，需要钢材、水泥、能源、土地、劳动力和资金；推动产业升级，需要资本和技术；扩大养老金、医疗和社会保障，需要财政资源；提高国防和安全投入，同样需要大量真实的商品、劳动力和资金。 这些资源不可能凭空出现。 经济学家庇古在100多年前讨论战时经济时，就曾经面对过同样的问题：一个国家突然需要大量额外资源，这些资源究竟从哪里来？ 答案只有几种。 要么生产更多，把经济蛋糕做大；要么减少其他地方的消费，把资源转过去；要么减少其他领域的投资；要么使用过去积累下来的财富。 本质上没有第五种办法。 今天虽然不是战时经济，但这个逻辑仍然成立。 一个社会如果希望同时完成更多宏大目标，而经济新增财富又不足以覆盖这些目标所需要的资源，那么成本最终一定要有人承担。 这就是这件事情最明确的答案。 如果政府需要集中更多资源，居民和企业就必然会承担其中一部分成本。 这种成本可以通过税收和社会保险缴费体现出来，也可以通过减少其他公共支出体现出来，还可以通过债务推迟到未来承担。 如果经济增长足够快，新增财富足以覆盖新增需求，那么大家的压力可以相对小一些。 但如果经济增长放缓，新增财富减少，而需要完成的目标没有减少，那么不同目标之间就只能争夺有限的资源。 这时候，居民消费、企业投资和政府支出之间就不可避免地存在资源分配关系。 真正的问题不是有没有成本，而是谁承担成本 比如政府集中更多资源用于公共投资，那么这些资源就不能同时用于居民消费或者企业投资；如果增加社会保障支出，那么财政就需要找到相应的收入来源；如果通过增加债务来维持支出，那么今天没有支付的成本，未来仍然需要偿还。 所以，真正的问题不是“有没有成本”。 有成本是必然的。 真正值得讨论的是，成本应该怎么分担，以及这些成本最终有没有换来相应的回报。 这也是为什么宏观税负不能只看一个数字。 如果居民和企业承担了一部分资源，但这些资源最终转化成更好的医疗、养老、教育、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，那么这种资源转移就有其对应的社会回报。 但如果经济增长比较缓慢，居民和企业本身能够支配的资源已经有限，又需要承担越来越多的资源转移，那么压力最终就可能体现为居民消费能力下降、企业投资意愿减弱，甚至影响未来经济增长。 居民消费能力，也是资源分配的结果 这也是当前讨论居民消费时经常被忽略的一点。 很多时候，我们会问为什么居民不愿意消费，但消费首先取决于居民有多少钱可以消费，也取决于他们对未来收入和支出的预期。 如果一个家庭的收入增长有限，同时需要承担税费、社保、住房、教育、医疗和养老等一系列支出，那么能够真正用于自由消费的资金自然会受到影响。 因此，提高居民消费，不能只靠鼓励居民“敢消费”“愿消费”，还需要让居民部门拥有更多可支配资源，并降低他们对未来支出的不确定性。 这件事情在未来可能会更加重要。 随着人口老龄化加深，养老金、医疗等公共支出的压力还会继续增加。相关研究测算，2024年中国公共社会支出约占GDP的10.6%，在一定情景下，到2039年可能升至14.3%。 也就是说，未来财政可能需要承担更多社会保障支出。 与此同时，经济又需要居民消费，需要企业投资，也需要持续增加新的财富。 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现实的约束： 财政需要资源，居民需要资源，企业也需要资源，而整个社会能够创造和使用的真实资源总量是有限的。 最终还是要靠创造更多新增财富 解决这个问题最根本的办法，其实不是简单地在“政府多拿一点”和“居民少交一点”之间做选择，而是尽可能提高整个经济创造新增财富的能力。 经济增长更快、劳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