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5年10月，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吴起镇时，这支队伍已经从出发时的八万六千余人锐减到不足八千人。衣衫褴褛、弹药匮乏，四周是阎锡山的晋军、马家军的骑兵、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层层合围。从任何角度看，这都不像是一支即将“安全”的队伍。 可历史偏偏在这里拐了个弯。红军不仅活了下来，还把长征的终点变成了中国革命全新的起点。这背后没有天降奇迹，而是六个极其现实的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。 第一个原因：陕北不是荒地，是一块经营多年的“熟地”。 很多人觉得刘志丹他们是在陕北开始建根据地，事实却是完全相反的，八七会议以后就开始准备打起来了，谢子长和刘志丹这些人在不断地打仗，也不断的失败了，但是他们还是靠“狡兔三窟”来打出来的根据地。到了1935年，他们的根据地都连成一片了，管辖有二十几个县的地盘，有几千个红军还有游击队，那时候是全国的红色苏区当中还剩一个很大的地方，叫照金和南梁。 更关键的是，徐海东率领的红二十五军比中央红军早一个多月到达陕北，和当地武装合编为红十五军团，军事基础已经打好。中央红军走进的，是一块有政权、有武装、有群众基础的根据地，不是一片需要白手起家的荒原。 第二个原因：黄土高原的地形，天然限制了大兵团的展开。 陕北的黄土高原有很多山沟，很多的峁，那些山都是比较容易形成一个很不容易被进攻的地方。国民党人要动这个军队的时候就比较难了，比如说他们的大炮啊什么的，就根本没有办法进行有效的进攻了，在这种情况下的话，红军们用游击来进行斗争，或者是运动的一些方法来打起来的，那么这个时候就会特别舒服。 还有一种东西呢就是说，黄土地的地形，然后会非常的限制住那些重的部队，然后这些解放军，他们就会很难来打仗。比如说像大炮和坦克，那些事情在那种情况下就会没有办法完全正常的使用了，这种地形的话，都是很适合那个小部队可以去打，这个样子就是非常的合适了。 还有就是因为有一个叫毛乌素的沙漠就在我们的北面，六盘山的话就是在西面挡住我们来，红军虽然人比较少，装备也很差一些，但是在这个地方就特别的容易去动那些部队，在这个地方就很好打了。在那一个地形下的话就会非常的舒服了，但是光靠那种地方啊远远还是不够，还是要能够赢下来。 第三个原因：直罗镇一战打出了“安全”的底气。 在1935年的时候，他们就在直罗打了一场特别的关键的歼灭战。那时东北的109师，在飞机的帮助下把他们送到了直罗的这个地方，我们的一部人会去阻拦他们的路，然后就是让那个军队被包围到一个很大的“口袋”里面，然后再一举全歼了这个109师，还有五千的人都抓到了，也拿了很多东西。 然后这个时候毛泽东就说这是给党中央在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放下了，然后举行了一个奠基典礼。当时东北的这个109的部队，吃了这个大亏之后，那个军队就会轻易不敢再去打仗了，陕甘的根据地啊，军事上的压力又一下子很轻松了一些。还有就是在那个时候，中央还纠正了一些自己的错误的事情，也释放了一些刘志丹这些被扣起来的同志们，稳住了他们的心思。 第四个原因：统战策略的精准运用，把敌人变成了朋友。 直罗镇打赢了，但红军很清楚：光靠打，以陕北这点人力和物力，根本撑不住长期消耗。真正的突破口在统战。 东北军的情况最特殊。九一八事变后，这支军队背井离乡，从上到下都憋着一口气想打回东北去，对内战极度厌战。红军抓住这一点，优待俘虏、释放官兵，广泛传播“停止内战、一致抗日”的主张。从洛川会谈到延安会谈，双方逐步达成停战默契。到1936年上半年，红军和东北军、十七路军之间实际上已经停止了敌对行动。 第五个原因：军阀各怀心思，给红军留出了生存缝隙。 蒋介石想剿灭红军，但地方军阀想的完全是另一回事。阎锡山一心只想保住山西的地盘，不愿意中央军借“剿共”之名进入他的势力范围。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也各有算盘，对蒋介石的“剿共”命令并不积极。 这些军阀之间你争我夺、自成系统，没有统一的组织指挥。红军恰恰利用了这种矛盾，在夹缝中找到了生存空间。如果这些力量真的能拧成一股绳，陕北那点根据地根本扛不住。 第六个原因：西安事变，彻底改写了陕北的安全格局。 1936年12月12日，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，通电全国提出停止内战、一致抗日。事变和平解决后，东北军、十七路军和红军形成了“三位一体”的西北大联合局面。 到了1937年，国共第二次合作正式确立，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，辖二十余县，人口约两百万-。红军不再是“被围剿的叛军”，而是合法的抗日武装力量。从1935年10月踏上陕北土地，到1937年真正实现“落脚”，中间经历了近两年的艰苦博弈-。正是这六个因素一环扣一环，才把长征的终点变成了中国革命的新起点。 特别